語文教育有什么用?聽聽朱自清和葉圣陶怎么說

復旦附中的高一學生武亦姝獲得中國詩詞大會的冠軍，引起了人們關于中學語文教育的廣泛討論。她的出色與復旦附中的語文教育有關嗎?如果她是讓她的對手、文學博士都相形見絀的天才，是否可以映射出當下從中學到大學的語文教育的不足，以及語文教育對于古典經典的不夠重視?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更好的語文教育是什么樣的?而更好的語文教育方法又是什么樣的?追溯現代國文教育誕生之初，可以發(fā)現這一連串對于語文教學的擔憂其實并不新鮮。

自國文教育現代化始，對“國文程度”低落的質疑就沒有停止過

1917年胡適發(fā)表于《新青年》的《文學改良謅議》以“改良八事” 即“ 須言之有物” 、“ 不摹仿古人” 、“ 須講求文法” 、“ 不作無病之呻吟” 、“ 務去濫調套話” 、“ 不用典” 、“ 不講對仗” 、“ 不避俗字俗語” ，引起巨大反響。1920年1月，時任政府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國:”自本年秋季起，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，先改國文為語體文，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?！蓖?月，又通告，規(guī)定截止1922年止，凡用文言文的教材一律廢止。由于國文教育與新文化運動之間互相照應的關系，在“言文一致”上的共同要求，語體白話文教材迅速占據了主導地位，國文教育也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，而從20世紀初國文教育現代化開始，對“國文程度”低落的質疑就沒有停止過。

1939年，主持高等考試的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沈士遠說:“國文之技術惡劣，思路不清，本國歷史地理，尤多意外之笑話。”引起了廣泛的討論。近代教育家蔣伯潛在出版于1941年的《中學國文教學法》的序言中，也發(fā)出感嘆，“現在中學生國文程度值一般的低落，幾以成為大眾公認的、無可諱飾的事實。”1942年，新文化運動參與者、語文教育家朱自清和葉圣陶在《國文雜志》的發(fā)刊詞中曾這么說，“如果認真檢討我國的學校教育，誰都會發(fā)見種種不滿意之處;訓練不切實，教學不得法，是兩大項目?！彪m然同是感慨“國文水平”低落，但是蔣伯潛和朱自清、葉圣陶的擔憂卻指向完全相反的方面。

蔣伯潛以清代廢除科舉為分水嶺，將國文教育分為“科舉時期”和“學校時期”，而學校時期又以“五四運動”為界限，前期以文言文為教材，后期以白話文為教材。他總結道，科舉時期的國文教學與學校時期是不同在于:一，私塾教育與班級制度從師資到教授方式都是不同的;二，科舉時期國文是唯一的課程，而學校時期國文只是很多課程中的之一;三，科舉時期讀的是“四書五經、經史子集”，而學校里廢除“讀經”，讀的更多的是選集、零碎的文章，“近來竟采用引車賣漿者之言的語體文”。基于以上種種不同，蔣伯潛說，“國文程度的低落，在乎國文教學本身?！?

與蔣伯潛站在不同陣營，倡導新文化、新國文的朱自清雖然承認這種低落，但他懷疑這種低落只是文言文單方面的而已，而不能說國文水平普遍低落了。“最近的輿論，以為中學生的國文程度很低落，這種低落，指的是哪方面?……低落主要體現在文言文方面，而白話文反而是大大進步了”。更對這種學校國文教育普遍唱衰的社會態(tài)度不以為然。“單就中學生的文言寫作而論，五四運動以來，確有低落的情形，我承認這個。但這個低落有它特殊的原因，和學校里訓練的寬嚴好象是沒有多大關系的?！?

朱自清曾從事過五年中學語文教育，據實際經驗，他總結過中學教育之困難，“第一，無論是讀是作，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。第二，讀的方面，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匯的擴展，字句的修飾，篇章的組織，聲調的變化等。第三，作的方面，總想創(chuàng)作，又急于發(fā)表?！彼粤钏腿~圣陶等教育家更加憂心的是，學生困囿于舊式教育，務虛而無實，沒有運用語文的實際能力，即“學習本國的語言文字，在于養(yǎng)成閱讀書籍的習慣，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，訓練寫作文字的技能?！彼麄冋J為，以上的能力并沒有在實際教育中實現提升，正是因為教師、學生以及社會對于國文教學沒有正確的認知，將國文教育與舊式科舉混為一談，“學校里的一些科目，都是教師教育所沒有的，惟有國文一科，所做的工作包括閱讀和寫作兩項，正是舊式教育的全部。一般人就以為國文教學只需繼承從前的傳統(tǒng)好了，無須乎重起爐灶。這種認識極不正確，從此出發(fā)，就一切都錯?！?

葉圣陶認為，國文教育水平低下，問題正在于“古典主義的思維”和“舊式教學方法”:教學內容與現代內容不相符，表達形式上又太多程式、腔調，目的上又非?！袄撝髁x”，通常以加官進爵、仕途經濟為目的，讓學習之人“專做摹仿仿迎合的工夫，非但不能終身受用，而且把心術都弄壞了”。此外，舊式教育方法又太過重視記誦而非理解，“可以養(yǎng)成記誦很廣博的 ‘活書櫥 ’，可以養(yǎng)成學舌很巧妙的 ‘人形鸚鵡 ’，可以養(yǎng)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讀為生的’儒學生員’，可不能養(yǎng)成善于運用國文這一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?！?

如何提升國文“學力”?他們編寫課本、重擬教學方法

雖然蔣伯潛和朱自清、葉圣陶對于國文教育的擔憂具體不同，但基本都認同，提升現代學生的國文水平，與科舉時代不同，最重要的是培養(yǎng)“學力”——“養(yǎng)成閱讀書籍的習慣，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，訓練寫作文字的技能?！倍龅竭@些，就不僅要求學生能夠理解、欣賞并能運用國文，并且還具有一定的思維能力。

寫于1945年的《讀 <經典常談>》里，有這么一段頗為戲謔的話，可以看做是葉圣陶對于不假思索背誦經典學習方法的反思?！皶髡呙?，作者時代，書籍卷數，不能不說是一種知識。可是，學生得到了這種知識又什么受用。咱們不妨想一想。參與考試，如果遇到這一類的測驗題目，就可以毫不遲疑地答上去，取得極限的分數，這是一種受用。還有呢?似乎沒有了。在跟人家談話的當兒，如果人家問你，什么叫四史?你回答得出，就是史記、漢書、后漢書、三國志;你的臉上自然也會有一副躊躇滿志的神色?？上嶋H上談話時候把這種問題作話題的并不多。”

夏丏尊等《國文百八課》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出版社2008年

而如何培養(yǎng)“學力”呢?一方面，教育家們著眼于培養(yǎng)學生的精讀能力，對于課本進行重新編著。三十年代起楊振聲曾和沈從文、朱自清就一起編撰《高小實驗國語教科書》和《中學國文教科書》，葉圣陶、豐子愷、夏丏尊等人也合作編撰出《開明國語課本》《國文百八課》等等。對于形形色色的“選本”，朱自清認識到，雖然“選本”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，例如文言和白話同在一本書里，前后文章差距太大，閱讀時難免有“天各一方”之感，但是選本是是符合現代教育的理念的——因為學生精力有限，通讀典籍不現實，“而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，而在文化”。并且，學校教學并不是也不在于把學生所要的全給他們，而是“養(yǎng)成能力，養(yǎng)成習慣，使學生終身以之?！彼跃x課本的意義在于，“只要學生能從選讀的名著中獲取閱讀的能力和習慣，就可以終身閱讀沒有宣讀的其他名著”。

1946年葉圣陶(前排右一)與開明書店同仁

編撰課本之外，葉圣陶、朱自清在于具體教學方法做出了許多示范。1942年葉圣陶與朱自清合編了《精讀指導舉隅》《略讀指導舉隅》等書，分篇章做出了語文教學示范，例如精讀應該如何指導，而泛讀又該如何為學生做版本、序目、參考書籍、參考書籍、閱讀方法等等指導。比如，他們曾這樣指導讀詩，啟發(fā)學生對于詩歌的學習，建立在理解、分析、研究綜合感受的方式上，而并非只是如舊學般記誦。畢竟，記誦只是詩學的第一步——單記誦到底不夠的，須能明白詩的表現方式。

葉圣陶等《精讀指導舉隅》《略讀指導舉隅》河南出版社1989年

“又如詩集，若是個人的專集，按寫作年月，順次看詩人意境的擴大或轉換，風格的確立或變易，是一種讀法。按題材歸類，看詩人對于某一題材如何立意，如何發(fā)抒，又是一種讀法。按體式歸類，比較詩人對于某一類體式最能運用如意，傾吐詩心，又是一種讀法。以上都是分析研究方面的事，而文學這東西，尤其是詩歌，不但要分析地研究，還得要綜合地感受。所謂感受，就是讀者的心與詩人的心起了共鳴，仿佛詩人說的正是讀者自己的話，詩人宣泄的正是讀者自己的情感似的。閱讀詩歌的最大受用在此?！?

回顧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國文教育家們的種種擔憂和設想，可以發(fā)現，學生對于國民語文教育的“受用與否”是當時教育家們最為在乎的問題，也是教育改革的關鍵，這個“受用”是實際運用上的意義。而時至今日，人們問“語文到底有什么用”、“背古詩詞可以上北大嗎?”卻有回返五四前“功祿主義”之意，對于這門功課的“功利”態(tài)度有可能戕害它的生命力和情感影響，正如北大文學教授陳平原所說，“中學語文或大學的文學課程可愛的地方，其得失成敗不是一下子就顯示出來的，往往潛移默化， ‘潤物細無聲 ’……在這個意義上，說中小學語文課很重要，影響學生一輩子，一點都不夸張。別的課程若非做專門研究，大都畢業(yè)就擱下，惟有研習本國語文，是 ‘活到老，學到老 ’?！?

（編輯：李麗）